1934年10月，三个原因，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
一是日寇侵略，红军被迫北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一重大时刻，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组织，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工农红军作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做出了战略调整。
抗日救亡这个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长征进程和方向的重大因素。
也是在这一年，钱穆的侄子钱伟长考上清华大学，得知日本侵略中国，决定弃文从理，他说，国家的 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要学习制造飞机大炮！
河北定州人张寒晖创作了《松花江上》，最强烈地触动了中国人的亡国之痛：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二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左倾冒险主义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越来越小，为保存实力，被迫战略转移。
三是考虑重开革命新局面。
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
毛主席认为，红军突围长征不是消极的逃跑，而应是积极的行动，其基本任务：
一是为了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
二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
三是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逐步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
1934年10月，瑞金挤满了十里八村的群众，他们是为即将转移的红军送行的，队伍里有他们的儿子、丈夫和兄弟。
所以有了于都集结，于都人民送亲人远征，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瑞金挤满了十里八村的群众，他们是赶着为即将转移的红军送行的，队伍里有他们的儿子、丈夫和兄弟。《十送红军》就是说的于都集结，送亲人参见长征，送行的场面。
87年后的今天，天津，各大高校，各医院，各企事业单位等，凌晨发出驰援津南的冲锋号，清晨集结完毕，驰援津南。他们用用汗水与奉献、赤诚与无悔，书写着“津城担当”。在阻击奥密克戎的战场上，谁都不是局外人：从一筛到三筛，积极报名社区志愿者市民，甚至都抢不上，需要“秒杀”；市民积极配合，以“哏都”风格乐观地面对苦难，戮力同心，守望相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想起基辛格的一句话，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他们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没有人生来勇敢，
正因为需要，
他们才选择了逆风前行。
心存美好，
总将走过寒冬，
迎来充满希望的春天。
已是隆冬时节，春天的脚步越发近了。正如一位津南志愿者在朋友圈所写：“愿乞得胜日，归家正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