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和烦恼所困扰，忘记了生活中的美好。然而，通过鲁迅先生的作品，让我们重新找回了那份纯真和童趣。鲁迅笔下的润土、沙滩中的明月和瓜园，让我一下回忆起，那段与鲁迅一样度过的童年美好时光，感受少年闰土带给我们的人生智慧。
鲁 迅（1881-1936） 男，汉族，原名周树人，浙江省绍兴县人。文学家。
年少时读鲁迅，只觉得沉闷压抑，那时的鲁迅只是一个代号、一个命题，甚至是一个考试的得分障碍。可如今重读鲁迅先生，才发现鲁迅先生的文字虽展示着人生的真实与残酷，却又让人感受到一股温暖且光亮的火苗摇曳心间，纵使悲惨窒息，仍然不动声色展示着自己的热爱与顽强。
著名的《自嘲》诗写于辛亥革命失败后，当时国人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变得日益麻木，鲁迅先生痛心于此，深感如不唤醒国人的思想觉悟，即使治好了他们身体上的病，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为此，他毅然弃医从文，执笔为戈，写下了《狂人日记》《呐喊》《彷徨》等一篇篇撼动人心的文字，成为了文坛上的救国斗士。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展现了他坚强的战斗意志，对于敌人的攻击，鲁迅向来是毫不在意的，他在《半夏小集》里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则流露出他对国人毫无保留的奉献，哪怕自己的满腔热忱遭人曲解误会也毫不埋怨。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首无题诗同样写于黎明到来前那个最黑暗的年代。在那样黑暗的沉默的时刻，急需要平地里的那一声惊雷，那一声能够照亮灵魂、唤醒灵魂的惊雷。这是鲁迅先生最泣血的心声，他那颗救国人于水火的赤子之心，便藏在这最质朴却又最真挚的文字里。他无惧黑暗，因为坚信道路虽然曲折，成功不会一蹴而就，但黑暗终会被光明取代。
鲁迅先生在《随感录》里曾写道：“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终其一生都在为了改变国人麻木的思想而战斗，他用针砭时弊的呐喊甚至是痛斥，用自我揭丑一般的文字，用那种当头棒喝一般的讽刺，一刀刀地剥开旧中国的疮疤，把灵魂深处的痛楚一一向国人揭示。鲁迅先生倾尽一生的才华把文字折射成了最炽热的光芒。
现如今，中国日益强大，可我们依然需要拜读鲁迅先生的作品，不仅成人要读，少年更要多读，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可以从鲁迅的作品中看到人性的酸涩与辛辣，学会执着与操守；看到社会的浮躁与炎凉，学会从容与冷静；看到亘古不变的真理与错误，学会自省与反思。我们可以从中不断汲取奋进的力量，坚定胜利的信心，懂得待压抑曲折过后，终将迎来路途中的那些繁花似锦。
中国文学史上有这么一个人，翻开他作品的那一刻，便使我们这一生的困惑，都有了答案。这个人，便是鲁迅。
莫言说：“倘若我能写出《阿Q正传》，我宁愿我所有的作品都不要了”。
大江健三郎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靠近一点点”。
罗曼.罗兰说：“读到他作品的那一刻，我忍不住潸然泪下。”此后一生，罗曼罗兰致力于鲁迅作品在法国的推广。
即便是世界范围内，也很少有作家，能像鲁迅一样，获得同行如此一致的高度评价。
而在自己的祖国，没读过他作品的人，在质疑他的光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则叹息人们对他的轻视。
工作几年后，回到出生的小镇，看到儿时的玩伴，有的初中毕业就被家里安排嫁了人，有的外出钻了矿，有的重复父辈的人生做了砖瓦工。再打招呼时，竟发现彼此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这时候再想起鲁迅和闰土，想起闰土恭敬地对鲁迅叫出那一声“老爷”，想起鲁迅看到闰土的孩子，甚至看到了闰土孩子的未来。
那一刻，才惊觉这个曾被自己嗤之以鼻的男人，早已在100年前，就把我们读懂、看透。
正如郁达夫对鲁迅的评价：“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
庆幸不少人在社会上滚打几年后，重新拿起了他的作品，发现了他的深邃、超前：
每个成年人，都应该再读一次鲁迅。即便过去了100年，鲁迅的一字一句，仍在上演。那些至今纠缠我们的问题，鲁迅也早已在他的作品里给出了回答。
如果你也想重新拜读一下鲁迅，我推荐鲁迅博物馆推出的这套《鲁迅文集》。不仅可以作为鲁迅代表，更是值得放在家中收藏、品读一辈子的。
都知道鲁迅多是抨击封建礼教。可是，100年后的今天，他的抨击，依旧不过时。
讲愤怒：“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华盖集·杂感》
讲对错：“从来如此，便对么？”——《狂人日记》
讲育儿：“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们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随感录廿五》
那些你曾涌在心头，却无法说明的复杂情绪，他只用寥寥数语，便一语中的，直击要害，让你忍不住投去敬畏的目光。
而他让我们敬畏的，还不只是犀利、冷峻的笔锋，还有作为父亲的温厚、慈悲。
精心给儿子起名“海婴”，寓意上海的孩子。但又怕儿子不喜欢，转身告诉妻子和友人：“如果孩子长大，不喜欢这个名字，可以改”。
有同行吐槽鲁迅太宠溺儿子，鲁迅也毫不客气地回怼：“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病逝时，海婴只有7岁，他给儿子留了一封遗言，信里有这样一句话：
“鲁迅的儿子”这个名号太响亮，也太沉重，逼不得已让你背上，但别怕，你不仅是我的儿子，更是周海婴。
尽管自己是蜚声海外的文坛泰斗，但对自己的儿子，他唯一的希望，却是希望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这份父爱的温厚不能不令人动容。
在所有用中文写作的小说家里，他的文笔，依旧是顶好的
很多人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就短篇小说的领域来说，鲁迅要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高出好几个段位。
拿我们很熟悉的《故乡》举例：阔别多年后，鲁迅重回故乡，见到了儿时的亲昵玩伴——闰土。
对于两人这次重逢的第一次见面，鲁迅是这么写的：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啊！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
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
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做声。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兴奋、挡着、回旋、吐不出、站住了、欢喜和凄凉、动着、终于、分明”，仅这几十个字所蕴含的情感张力，就足以让人内心翻江倒海，久不能平息。
再来看《孔乙己》，鲁迅上来先讲鲁镇酒店的格局：穿短衣的，是做工的人，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穿长衫的，大抵阔绰点，要酒要菜，可以进店里坐喝。而孔乙己呢，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仅一句话，便让孔乙己格格不入的社会身份突显了出来。
等到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描写孔乙己进入酒馆的方式，更是一绝。
“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然后高潮来了，“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
读到“见他满手是泥”，你还一脸狐疑，等到后半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你可是瞬间头皮发麻，不得不佩服鲁迅的高明了。
作家余华则分享过这样一件事，自己上学时因为厌恶学校里对于鲁迅的刻板教学，一直不怎么读他的作品，但几十岁后，当他重新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认真阅读时，他惊呆了：
当天晚上，我开始在灯下阅读这些我最熟悉，也最陌生的作品。
读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狂人日记》——我已经完全忘记了里面的内容。
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
‘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余华沉浸在鲁迅的作品，如痴如醉。
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对于鲁迅的语言，余华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用一位读者的话来说：给别人的作品打五星是一种褒奖和肯定，给鲁迅先生的作品打五星，是因为满分只有五星。
每个中国家庭的书架上
都应该有一套《鲁迅文集》
读懂鲁迅，人生敞亮
想要读懂鲁迅的作品，不能不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了什么。
13岁，祖父入狱，15岁，父亲病逝，连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家道衰落他看尽亲邻脸色，独自异国求学，却屡遭侵凌污蔑，孤独而凄冷的青年时期，写信成为他唯一的寄托。
这其中的故事，心路历程都散见在他的散文和书信里。
鲁迅博物馆出的这套书，非常贴心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序，让我们能够清晰得了解鲁迅辉煌而坎坷的一生。
其中，381封私人书信里，每一篇都真实记录了鲁迅的生活细节，成为了解鲁迅生平不可错过的重要文献。
鲁迅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赴日本留学学医，后放弃医学救国思想，为改变国民精神转而志向文学。1918年5月，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1926年参加北京“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8月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离京，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到上海，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30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常务委员，与瞿秋白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1933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与宋庆龄等一起为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而斗争。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作品，如《祝福》、《阿Q正传》、《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的旗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写照。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奋力求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学医，后放弃医学救国思想，为改变国民精神转而志向文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东北大学）肄业，相识藤野严九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
迷茫困顿
宣统元年（1909年）8月，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宣统二年（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
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民国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14日，乱平即返部。
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主战士
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避难期间笔耕不辍。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2月辞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同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年底，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盟主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与瞿秋白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作《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20日，柔石被逮，鲁迅离寓避难。28日回旧寓。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与艾青等人发起“春地美术研究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5]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出版。5月，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6月，集成《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长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2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10月17日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鲁迅家庭成员
周介孚：鲁迅祖父（1838-1904），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蒋氏：鲁迅继祖母（1842-1910），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潘大凤：鲁迅庶祖母（或称潘姨太），周介孚之妾。
周伯宜：鲁迅父亲（1861—1896），本名周凤仪，字伯宜。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何氏：鲁迅外婆，会稽县皋阜镇人，父亲何元杰为翰林院编修。
鲁瑞：鲁迅母亲（1858—1943），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周作人：鲁迅二弟（1885—1967），原名周遐寿，现代著名散文家。
端姑：鲁迅妹妹，未满一岁即殇，约比周建人大一岁。
周建人：鲁迅三弟（1888—1984），原名周松寿，生物学家。
周椿寿：鲁迅四弟（1892—1898年），6岁时因发热发烧早逝。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1878—1947），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1898—1968），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周海婴：鲁迅与许广平之子（1929—2011），无线电专家。
鲁迅的主要成就
文艺成就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学术成就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精神影响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政治影响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生运动”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艺术特质
小说特色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TMD”》，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散文特色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学术思想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翻译思想
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鲁迅书法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坐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美术思想
鲁迅的一生和美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仅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美术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还积极倡导大众美术，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美术实践活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由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美术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础。其主旨是：肯定美术的社会功利作用，强调美术与社会、时代、国民之间紧密的联系，把美术作为与一切黑暗、落后、腐朽的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从而改变国民的精神。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体现出两个最基本的精神：一是注重并提倡大众的艺术，一是倡导现实主义的精神。鲁迅提倡现代的大众艺术，并注重古代的大众美术——民间美术，以此来说明美术只有尊重大众，才会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对待美术遗产上集中表现为“拿来主义”在对待艺术创作本身这个问题上。则表现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涵。提倡大众艺术和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串起了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
诗作特色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鲁迅 诗
鲁迅古体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个性鲜明，形象真实。在鲁迅的古体诗歌中，读者常常能够通过他所描述的种种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体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景物范围极广，蕴意很深，比如说“千林”、“鹭影”、“黄羊”等。而人物则有“挈妇”、“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时，作者还常常以自画像的形式经自己作为诗中的主体，直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开阔的胸襟让世人认识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颂的主题。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作者运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简单明了的将自己身处白色包围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场面形象生动的勾勒出来。作者并没有运用过多的语言铺垫，而是仅仅依靠“慈母泪”和“大王旗”两个意象以点盖面式的表达出来。其二，语言朴实，立意深刻。鲁迅的诗歌的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并未有过多的雕饰和渲染，读来令人亲切自然，然而在细细品味时，便可以立刻发现其表达的立意，宣扬的情感却远不是那么浅显。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隐含在诗中的一种情绪——对封建迷信的讽刺与鞭挞。作者选取这一件事来反映家中的贫困，隐含的内容是认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会让家中的贫困雪上加霜，要想摆脱命运只有靠自己，靠个人的抗争去换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辞丰富，形式多样。在修辞方面，鲁迅的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夸张、用典、反语、对偶等。这些功能迥异、特色鲜明的修辞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成为了很好的宣扬思想、发泄情感的武器，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到鲁迅渊博的学识与睿智的头脑。此外，鲁迅的古体诗形式也非常丰富，有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题〈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诮》、《自题小像》等。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该奖项每四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纪念场所
鲁迅故居
截止2013年9月，中国国内共有11处鲁迅纪念场所：他们分别是北京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鲁迅故居；上海的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故居、鲁迅墓；厦门的厦门鲁迅纪念馆；广州的广州鲁迅纪念馆；南京的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的绍兴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故居以及浙江临海县的临海鲁迅展览馆。其中除了浙江临海鲁迅展览馆属于个人主办的民间鲁迅纪念馆外，其他均属于官方主办。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北京和绍兴。
绍兴纪念馆
绍兴鲁迅纪念馆成立于1953年1月，位于鲁迅故居东侧，它东接鲁迅祖居，西邻周家新台门，北毗朱家台门，南临东昌坊口，与寿家台门隔河相望。鲁迅青少年时期在此纪念馆旁的故居生活，往后鲁迅在作品中对此多次提及以及。
北京博物馆
北京鲁迅博物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广平就将西三条胡同21号的鲁迅故居照原样进行布置，并与1949年10月19日鲁迅13周年忌辰开放。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此居住。鲁迅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和《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
上海纪念馆
上海鲁迅纪念馆是建国后全国第一座人物类纪念馆（博物馆），始建于1950年，地址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甜爱路200号。该馆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如今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已经形成鲁迅故居、鲁迅墓、鲁迅纪念馆生平陈列三位一体的纪念建筑群落。
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
2021年9月25日，“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项目在内山书店旧址启动，“木刻讲习所旧址”陈列馆开放，串联起鲁迅在虹口活动场所的“鲁迅小道”升级亮相。该项目将由内山书店旧址和新华书店山阴路店整体贯通而成，总面积为800平方米左右，是一个以书为本的小型文化综合体。尤其以鲁迅的创作脉络和社会文化活动为核心，全方位陈列展示鲁迅相关作品，用书籍为读者还原一个全面真实的鲁迅。同时，重点引进和推荐日本出版物中关于中国文化、上海题材的优秀原版书籍，将鲁迅与内山的友谊通过当代出版物的交流继续发扬。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10]
金良守（韩国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苏联作家）：“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他又评价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
郭沫若（诗人、学者）：“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日本文学评论家）：“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
鲁迅的成就
鲁迅公认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具有广泛的国际声誉。但是，要向台湾读者介绍鲁迅的成就却异常的艰难，他的作品在台湾遭到严厉禁读长达三十七年之久。对台湾文化界来说，鲁迅目前还是一个颇为陌生的领域，没有什么可以谈论的基础。
台湾文学界所谓的专家，主要受夏志清影响，对鲁迅还有一种难以破除的偏见。他们从「形式」着眼，认为鲁迅只写了两本短篇小说集，也不过就二十五篇，一部长篇也没有；此外还有一本散文集《朝花夕拾》、一本散文诗集《野草》，就说这些作品里有不少精品、杰作，哪能就算是大作家呢？何况还要称他「伟大」或「巨人」？这不过都是官方的造神运动的成果罢了。在他们眼中，鲁迅的十四本杂文集根本不算什么。
大陆有一种知识分子恰好有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是官方利用了鲁迅在文化界的广泛声誉，并且在解释上把鲁迅狭窄化了。鲁迅的精神远远超过官方的教条，而且可以反过来反对官方的教条。
对我的鲁迅观产生重大冲击的，还有来自日本学者的观点。从竹内好以降的鲁迅专家，包括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丸尾常喜等人，谈起鲁迅来，几乎是毕恭毕敬，好像面对一位现代的东方圣人。
那么，要怎么样说明鲁迅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质量呢？我想先从自己的阅读经验谈起。1970年代，我曾偷偷影印了一本相当份量的鲁迅杂文选集，却并没有带来多少阅读的乐趣，有一些篇章还似懂非懂。九○年代初我买到鲁迅全集，不久之后，我陷入一种精神困境中，主要因为我的政治立场在台湾成为绝对少数。这时候，我才发现鲁迅的作品成为我最大的安慰之一。鲁迅的某些作品充满了绝望，读的时候引发自己强烈的共鸣。这我早已很清楚，因为鲁迅的阴暗面是众所公认的。然而，奇怪的是，这样的文学并不导致全然的悲观，并不使我丧气，以至于失去了斗志。相反，阅读时感到一种绝望的快感，读了以后却能慢慢的坚韧起来。这是一种非常奇异的感受。你很难想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样的句子会产生启示作用，让你更勇敢的面对现实。我认为，从活着的人的角度来看，鲁迅的作品让我们领会到，不论面对如何的艰难，你都不可以自欺，以为自己已忍受不了，没那么回事。说自己忍受不了，那是弱者的行为。汪晖一本论鲁迅的专书，书名叫《反抗绝望》，这书名起得很好，我以为，就人生态度而言，「反抗绝望」正是鲁迅精神对人的启示之处。
以上是就个人的命运而言，但鲁迅绝不只是关心个人命运的作家。鲁迅去世的时候，就被称为「民族魂」，他是中国面对亡国之祸时最坚韧的战士。这看起来很奇怪，最悲观的作家怎么会成为最坚韧的战士？
读鲁迅的小说，开始你会感到阴冷。譬如祥林嫂，那么一个健康而勤快的农妇，怎么会在习俗的偏见与众人的冷酷之中沦为乞丐，最后死得不明不白。在〈药〉里，一个爱国志士为国牺牲的鲜血，却被患肺痨病的人蘸到馒头上拿来当秘方吃。一个农村无产者的阿Q，其实是很有劳动能力的，却在众人的藐视和自己的自欺之中莫名其妙的成为别人的替死鬼。看起来中国社会已完全缺乏人性，只会把活活的人变成殭尸，连一点「生」的气息都没有。
鲁迅就像其它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一样，不惮以最犀利的笔触揭发中国文化的阴冷而缺乏人性的一面。但鲁迅却还是一个最炽热的爱国者，这看起来是相当矛盾的。
如果拿胡适和周作人来跟鲁迅比，就可以看出鲁迅的伟大。胡适极其单纯的向往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一切，认为只要承认自己一切不如人，只要好好的跟人家学习，中国就有救。周作人跟鲁迅一样，对中国传统社会彻底绝望，以至于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最后竟然不认为抵抗会产生什么作用，宁可当侵略者的顺民而不肯有一丝一毫的自我牺牲。
鲁迅还有一点跟许多爱国之士非常不一样，他很少批评外国侵略者，而只批评自己的民族。并不是说，他丝毫不具备对侵略者的痛恨，这一点他丝毫不弱于人。但民族的耻辱感更让他痛心。他似乎认为，与其痛恨别人，不如痛恨自己──与其痛恨常常欺凌自己的强者，不如痛恨自己为什么始终是「孱头」、「歪种」。鲁迅痛恨自己民族的不长进，具有一种热腾腾的血气，他知道，只有这种血气凝结成一种百折不回的斗志，中国才能找到重生之道。只会欣羡人家，只会藐视自己，最后就是自轻自贱，向强者低头。
鲁迅劝中国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勇敢的面对现实，确确实实的「活」着，不自欺，鲁迅认为是头等大事。只怪罪别人欺凌自己，或者一直扛着祖宗的神主牌来自我炫耀，自我满足，都是标准的阿Q，不是自救之道。
鲁迅同时倡导「拿来主义」，外国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说，外国东西一切都好，拿来就用，而是「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要使自己成为这些东西的「新主人」，而不是成为这些外国东西的奴隶，什么都好，什么都跟。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样才能成为外国东西的「新主人」，也才能使自己成为「新人」。
简单的说，鲁迅既不要中国青年成为祖宗的奴隶，也不要中国青年成为外国东西的奴隶。一个民族跌到了深渊，如果不能勇敢的站立起来，再怎么祈求祖宗的保佑，再怎么痛骂侵略者的没有人性，都是没有用的。一切只能靠自己。这就是鲁迅的血气，因此他不惮于以最严苛的态度自我批评，他的自我批评绝不是自我轻贱，为的是拜倒于外国侵略者的脚下，像周作人那样；或者像现在某些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竟然认为中国只有让外国彻底殖民，才能现代化。
就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人才会说，鲁迅一身没有媚骨，或者鲁迅一身都是傲骨。是这种傲骨，使得中国人能够从万劫不复中重生。纵观中国现代文学，鲁迅这种精神对中国青年起了最大的启示作用，而且没人能够跟他比肩，因此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的宗师。
战败的日本人惊异于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才恍然醒悟鲁迅的伟大。鲁迅表面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其实正是对西方文明最坚强的抵抗，他的拿来主义最终证明，中国可以找到一条特异的自救之道。相反的，日本人表面上是西方的模范生，最终只不过成为西方的模仿品，连它的「大东亚共荣圈」，也不过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拙劣的二等货。最令人不堪的是，它竟成了它最主要的敌人美国在亚洲的伙伴，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大管家」。「脱亚入欧」的结果是，日本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伙伴，但谁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鲁迅坎坷的一生也是他始终艰苦奋斗的一生，他的痛苦与他的勇于战斗，终于证明了他不凡的智慧。中国终于重新站立于世界之中，他有一份不容抹煞的贡献，这就是他的伟大成就之一。
但鲁迅也绝不只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生的许多行为和全部作品都可以作为证明。在他决心从事于文学之初，他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起步。他翻译的重点是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而不是居于世界文学潮流之首的西欧文学。一方面，他认为，同属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它们的文学才跟中国有切身的关系，一方面他广泛同情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众。
弱国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绝大部分弱小的民众都陷入深渊之中，只有少数掌握政治、经济大权的人才可能跟侵略者合作而从中夺取更大利益，这一点鲁迅是非常清楚的。鲁迅在小说中不论把中国的农民描写得多么愚昧，却永远不失同情之心。就像那个被他从头到尾嘲笑的阿Q，因为他始终被人所欺凌，鲁迅还是同情的。这篇小说翻译成法文，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读了以后非常感动，因为罗曼．罗兰领会到了鲁迅对弱小者的怜悯。捷克的普实克（Jaroslav Prusek, 1906-1980）也能感受到鲁迅作品中的这种情怀，不久就译成了捷克文出版。当他跟鲁迅谈到版税时，鲁迅回答，人家翻译他的作品，他向来是不拿版税的。鲁迅的文学事业是全世界性的，是属于被侵略民族的人民大众共同携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一大事业中的一环，这一点鲁迅也是很清楚的。
西方近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是不容否认的，但西方国家挟带着这种文明的力量，肆意侵占人家的土地（最高纪录是地球陆地的83%）、奴隶人家的民众、掠夺人家的资源，由此所造成的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灾难，这一点，西方国家从来不肯承认，即使西方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人敢于正视。当我们谈论世界近、现代文学，从西方的观点谈论它的成就，或者从非西方观点来谈论它的成就，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当西方国家开始向世界各地进行掠夺时，世界各地的民众从来就没有停止反抗过，而反抗行动中就包含了反抗的文学。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兴起后，全世界的民众如何反抗他们、这些反抗如何表现在文学上，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眼光的近、现代世界文学史。如果要撰写这样一部近、现代世界文学史，鲁迅一定在其中据有显著的地位。这是鲁迅国际声望的基础，只是这种国际声望远远不同于我们一直认同的、那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声望。作为近、现代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反殖民抗争的作家之一，鲁迅的人格和他的作品赢得大家的尊敬和推崇，这才是鲁迅最光辉的成就。
不少人说，鲁迅的作品，除了一些小说、几篇散文和《野草》这本散文诗集，其余都没有什么艺术性。这是完全站在现代主义兴起以后西方的美学观点下所说的话。我记得大陆小说家王安忆曾说：鲁迅的小说是嘲讽性的，而他嘲讽的常是典型，因此这种小说必然写得很少，为了不重复，每种典型他都只写一次。这话说得极精准。我们只要把《吶喊》、《彷徨》中的二十五篇小说好好体会，就会知道，鲁迅没有写过两篇相同的小说，而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值得我们细细分析（日本学者就是这么做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鲁迅的苦心经营。
还有更多的人说，鲁迅的杂文没有艺术性，这纯粹是诽谤，是为了抵消鲁迅杂文的影响力而说的谎话。鲁迅的杂文如果没有艺术性，怎么会影响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而且至今还在产生影响。当我们不能用既成的美学规范来解释这些作品的艺术性，而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又那么明显，那是我们所据以判断的美学标准有问题？还是什么？我们只能说，鲁迅创造了一种新文体，使得文学专家们拿着手中所有的衡量尺，却一点也使不上力，这不反过来证明，鲁迅具有极高的艺术独创性吗？
要表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内容，就需要创造前所未有的新手段。鲁迅站在全世界反殖民抗争的大潮流中，为了战斗的需要，创造了人们至今尚不习惯的文学形式，但是影响力却又那么明显，这不是鲁迅的伟大成就，还能是什么？
